《劳动合同法》反思“人口红利”发展模式

　　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各方的争论声就不绝于耳。岁末，华为7000员工“主动辞职、再竞上岗”的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但华为事件似乎仅仅是个开始，在2007年岁末，类华为事件几乎演变为一种群体现象，大有燎原之势。 

　　在人们纷纷争论，这样一部法律究竟是否可以保障人们的劳动权利，是让更多有工作的人得到保护还是让更多人失去保护，是否让企业失去了灵活的用工制度等诸多问题时，其实现实的阵痛，在于对中国以往借助“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形成的产业和产品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利用廉价的市场劳动力基础之上，但这种以“血汗工厂”方式发展的模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难以为继，珠三角等地出现的民工荒实际上已经敲响了警钟。

　　“当你青春年少，嫁与少年郎。年老色衰时，当年的少年郎也事业有成。这时候他要求与你先离婚再复婚，复婚时他进行了财产公证。”有人用这样的比喻来解释华为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负心郎”角色。

　　而在任正非看来，此举不是为了“弃包袱”，毕竟华为付出了10个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住曾经造就华为辉煌、而现在一直在衰退的“狼性文化”。华为早年创业实行的“全员持股”计划使不少老员工已成为“公司的贵族”，坐拥丰厚期权收益，而少了进取之心。

　　早在2006年7月，任正非就在华为内部刊物上撰写《天道酬勤》一文，表达其欲对薪酬体系加以改进，以激励所有员工的进取之心——“我们将推行以岗定级、以级定薪、人岗匹配、易岗易薪的工资制度改革，实行基于岗位责任和贡献的报酬体系，为更多新人的成长创造空间。”而新《劳动合同法》只是改革的一个机会。

　　当然，这些言论并不能代表所有华为员工的想法。如果其间有人觉得于自己不利，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那他大可以提出意见双方协调解决，甚至诉诸法律。万事终归有一个结果。

　　其间的是非与曲直，外人不足道。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作为一家没有多少背景的企业，华为的成长不可谓不艰难，华为的成就不可谓不辉煌。

　　1992年，“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来到中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地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