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电信重组与大部制将带来的除法效应

目前，通过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大幅促进信息消费已经成为国家意志。广电在其中的机遇如何？给其他周边产业带来的影响与机遇如何？或许，厘清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相合并的大部制改革的几大效应后，思路会更为清晰。

之前有大部制的加法效应、减法效应、乘法效应相关文章，最近，再次有即将进行第五次电信重组的苗头（可查阅《第5次电信重组？把中移动分拆一部分给广电？》 ）。因此，本文是关于除法效应。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新闻传媒领域的管理机构框架先后经历了11次重大调整，其演进轨迹可划分为从1949年到1974年的机构设置调整频繁、分合并立的探索阶段；从1975年到21世纪初的机构设置动态微调、逐步定型的规范化建设阶段；以2013年为节点，是我国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领域行政机构开启大部制改革的新阶段。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在快速推进。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央政府部门减至25个。在新闻传播界的是将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组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是1982年以来我国中央新闻传媒管理部门调整力度的一次改革。

以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相合并为起点，中国新闻出版和广电业发展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但媒介种群的多样化、跨界发展的常态化、经营业务的多元化，也使传媒经营的决策成本和运作风险增加。传媒企事业单位要排除干扰，捕捉、把握战略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合并后，可以适应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的形势，加快发展新兴业态。各级政府可从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引导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加大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力度。元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其内容产品的信息材料，目前仍多停留在一次使用阶段，大量信息资源被浪费。可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为契机，对出版社、报刊社和广播电视台的新闻与服务信息资源进行再分类、再加工和再包装，构建集文字、图片和视频于一体的超级全媒体数据库平台，促进传媒信息由一次使用向多、N次使用转变，让内容产业释放更大的综合价值。

合并后，可以紧扣媒介内容与传播渠道交互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快发展传播新渠道。在全球范围内，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的融合正加速推进，但三者的推进速度和效果却有较大差异。互联网和电信网在发展新闻出版与娱乐视频等内容传播业务方面已取得显著突破，相比之下，我国广播电视网发展互联网或电信业务的力度，却大为逊色，处于明显劣势。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相合并后，可以促进新闻媒体加快研发基于三网融合平台传播的新产品和新业务，拓宽新闻及服务信息的传播渠道。

另外，国家崛起与传媒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集团，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僻居一隅，论经营，局限在国内市场互相争强斗胜，论舆论宣传，往往不敌国际主流媒体，被排挤到边缘地位上。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新闻出版与广电业或将加快建立全球化的传播渠道网络，赢得国际舆论话语权。政府主管部门可运用政策、资金和行政等手段，鼓励通过兼并、重组乃至跨国并购，培育几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级全媒体集团，建成全方位、立体化、全球化的现代传播体系，向国际传播的中心位置和制高点挺进。

长期以来，新闻出版与广电业领域中，长官意志、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一类的积弊甚多，打破体制改革的坚冰绝非易事。新闻传媒改革关涉国家舆论安全，在何种时机、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推进，党和政府历来极为审慎。合并后成立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相关部门仍有职权的交叉，如与文化部在动漫、游戏的审批权限上的交叉，与工信部在互联网业务的权限交叉等。是实行行政部门的进一步归并整合，还是对管理权限范围进行更合理的划界，可能还有待研讨权衡。新闻出版的行政管理机构与文化部有两次整合，广播电视的行政管理机构与文化部也曾一度整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否会与文化部实行整合，组建完整意义上的大文化部以后也或将提及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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