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携号转网在天津、海南两地启动试运行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月初，成功进行携号转网的手机用户数已经超过了2万人，这其中超过七成用户都转入了中国联通。从数字上看，这似乎是开了一个好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携号转网背后涉及的运营商利益之争则制造了众多“事端”。
试行单向转网的海南地区还只是出现了用户“被签约”等小儿科事件，试行双向转网的天津则是上演了移动、联通全方位火拼的精彩戏码。虽然目前携号转网尚未在全国铺开，但是试运行地区因此引发的种种乱象无疑值得业界高度关注，提前想好应对之策。
话费纠缠不清是主因
本月初，天津移动和天津联通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口水战”。先是天津移动借媒体之口爆料，称天津滨海、静海两区域的携入移动的用户全部被联通拒绝，遭受到携号转网试运行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狙击”。继而天津联通副总经理在微博上“喊冤”，称拒绝携转的用户是移动方面员工批量购买的
联通号码，本身就是恶意之举。对于这场“口水战”，我们姑且不论真伪，仅从运营商之间的态度来看就足以发现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对此，天津联通副总经理刘克康在其微博上的总结是：“携号转网这件事已经出现七周时间了，情况越来越热闹，喜怒哀乐酸狂闷傻等字都不足涵盖表达。一些运营商对形势的预估明显出现了偏差，因此行为出现偏差一定会随之而来。”
然而真正感到郁闷的还不只是运营商，一些满心期待携号转网的用户在真正得到了政策之后也发现这只不过空欢喜一场。根据工信部的有关规定，目前有六种情况不能成功办理携号转网：一是非实名制手机用户不能携号转网;二是用户与转出方有欠费或账务不清等话费纠纷不能携号转网;三是用户与携出方签订有在网协议且时间未满不能进行携号转网;四是申请业务的号码为已停机的号码不能携号转网;五是申请业务的号码由于SIM /USIM卡丢失、被窃等原因已被挂失的不能携号转网;六是携出方网络故障及政策规定不允许携出的用户不能携号转网。这些条款“无一例外”地被运营商灵活运用，成为了阻止携号转网成功的人为障碍。
据天津、海南等地媒体报道，话费纠缠不清是携号转网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目前各大运营商的话费优惠众多，甚至一些话费赠送是在用户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发生，这在过去原本是件好事，现在也成为了运营商阻碍用户转出的最好借口，这也就是所谓的“被签约”；携号转网的另一大阻碍在于用户资料不全，这是国内手机实名制推行较晚的后遗症，过去运营商对此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但携号转网一启动则无比严格了起来，不能如期转网，运营商就将之推卸到后台技术故障上，对办理手续一拖再拖，借此消磨用户转网的意志力。据了解，仅天津地区就有900万移动用户，目前成功转网到联通还不到2万，成功率不到1%，由此可见携号转网的困难度。
系统支撑尚待完善
除了在携号转网过程中，用户要遭受阻碍外。此次携号转网的试运行也暴露出了不少后台系统支撑方面的现实问题。据天津的一位王先生介绍，其原来在移动网络个人号码办理的一些短信增值服务，在转入了联通的新网络后却突然停止了服务，像银行之类的短信服务就没有跟着一起转过来。现在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据专家介绍，携号转网主要涉及四个主体：用户、携出运营商、携入运营商和号码携带业务管理中心。用户办理申请时，先向携入方运营商申请，携入方运营商认为用户满足办理条件后就向号码携带业务管理中心发出申请，中心接到申请后，按照《网间
移动号码携带现场试验暂行管理办法》对申请进行审核，如满足要求则将申请发送给携出运营商，由后者进行审核。由此可见，在目前阶段的携号转网运营商的态度是关键，尤其是最终的否决权牢牢掌握携出运营商手中，即使用户实现了携号转网，其号码附属的众多增值功能能够成功转出也还需要转出运营商的配合。
对此，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金桥表示，工信部正在研究“携号转网”的配套政策，并适时出台。该政策未来将不限于在天津和海南进行试点，而是在全国大范围推荐，最终将网络选择权无条件地交给消费者。深圳战国策分析师杨群建议工信部不妨加强第三方平台—号码携带业务管理中心的力量，将携号转网的决定权从携出运营商转移至第三方平台，如果中心判断用户可以转网，那么运营商一般情况下应该无异议地执行。比如我国监管机构也可借鉴这些规定，例如转网后服务质量不能减低、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等，加强对运营商市场行为的管理。同时，要建立日常监测机制，一旦发现恶性竞争的异常情况就及时作出反应，这样才有希望将携号转网落到真正的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