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巩义市北山口村是全省名列前茅的富裕村，全村1100户人家，有500户接入了宽带上网，这一比例堪比任何大城市，而他们的宽带接入资费更是足以让所有大城市用户羡慕不已：600元包18个月，合每月仅30多元。
当地村民告诉《通信产业报》记者：“这是由村政府出面，与运营商谈下来的价格。河南网通为此还专门在村里建了一个局点。”
这一现象并非个案，实际上，尽管农村通信实施成本远远高于城市，但是目前在全国各地，农村通信资费都大大低于城市。
中国移动山西分公司总经理高步文告诉记者：在农村根本不可能有完全的按成本定价，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是凭感觉定价。
不计成本的定价
中国电信的一位老员工告诉记者：“就在几年以前，农话电话费还是高于城市的，局面的逆转是在2004、2005年以后的事。”
2005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新政策：“在实施村通工程的过程中，电信企业可灵活制定各种形式的农村通信资费优惠政策，”同时也特别强调，农村通信资费不得高于当前全国相同业务的资费最低标准。
随后的几年里，相关资费政策继续巩固电信行业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成果，进一步向农村倾斜，促进农村地区的资费水平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运营商也把降低资费当成一项“民心工程”。
中国移动安徽阜阳分公司人士告诉记者，降低资费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采取农话补贴，让农民只需每月掏出2元钱租机费即可将价值500多元的无线农话机器拿回家；二是针对农村市场特别制定农话资费优惠政策；三是开展“超低端手机赠送话费”活动，在用户购买超低端手机时，移动公司主动赠送200-300元话费；四是根据农村用户的消费水平，采用区内通话优惠的方式，专门设计针对农村用户的低资费套餐，使农村地区移动通信资费水平平均比城市地区优惠30%左右。
该人士告诉记者：“这种定价是完全不计成本的，许多地方按现有用户的ARPU值，投资一百年也收不回来。”
农村通信是一种福利
那么，运营商们是否自愿推广这种偏低的资费标准呢？
一位山西网通人士告诉记者：“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接受。”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所副总工刘高峰认为：“农村通信的定价主体本来就不是运营商而是农民，所以关键不在于运营商是否接受这种资费，而是农民能够接受什么样的资费。”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认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规划中，通信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它本身是提供给农民的一项福利，而不是一项买卖。之所以在“新农村”之前要加上“社会主义”，就是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即在农民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的前提下，由社会出资，提供较高的农民福利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目前的农村通信建设中，谈论运营商按成本定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执行的是一套以农民需求为核心而不是以资本运作为核心的评判体系。
“双轨制”
有趣的是，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运营商在农村通信发展中，实行的是“双轨制”：一方面，在集团公司层面，农村通信是政治任务，不计代价发展；另一方面，在有限公司层面，发展农村通信也是经济任务，努力从中得到更好的经济效益。
这一“双轨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资费标准。最好的例子就是河南网通推行的“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系统”，一般来说，这是一项配合中组部党员教育的工程，并不以赢利为目的，每个站点10元/月，半年56元。但是如果普通用户想在自家安装这一系统，经济效益就开始被关注，据不完全了解，大概每户收取的费用是50元/月。
而这种“双轨制”的存在，也导致市场发展与企业利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特别是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地区，因为农村通信有赢利的可能，不同运营商争夺这一市场，却又存在着社会福利体制下的分配因素和价格优惠许可，所以时有接入权争端发生，在城市市场已被初步控制的价格战也变得更加激烈，可谓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
“试验田”
有地方运营商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其实，从发展的眼光看来，对运营商来说，现有农村资费体系的更大意义不在于收益而在于其应用效果的评估。
由于监管机构对运营商采用何种接入方式、何种价格发展农村用户赋予了更大灵活性，而且经济效益压力不大，农村市场是运营商研究未来价格体制的最好“试验田”。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研究所专家吕新杰认为，现有运营商的农村资费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盲目模仿竞争对手以及领导“拍脑袋”决策等问题。实际上，运营商应该利用这一机会，试验IP通信、融合业务等新业务的推广体制，形成一套科学的资费设计程序，为将来这些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行其道做好准备。
农村的广阔田野，总有一天会结出丰硕的通信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