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削弱人们的同理心

英国《卫报》认为大数据削弱了人们的同理心。

我们的确不清楚斯大林是否真的说过：“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仅仅只是个统计数据而已”,但这话似乎是正确的。

前苏联独裁者剥夺人们的生命，其数量大得惊人，简直难以置信。然而“难以置信”只是我们形容数字巨大时所采用的文字描述而已，实际上，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些与己无关的庞大数字，其结果令人惊讶。

1992年一项研究试图了解人们如何为没有市场价格的事物估价（比如环境或者生命本身）。这类研究要求人们为非石油覆盖区的海鸟或者某一观点等东西定价。

1992年的研究是这样的：它分别询问受试者愿意花多少钱来拯救2000,20000,200000只石油覆盖区的海鸟，以此来测试灾难规模如何影响人们的感知成本。最后的结论是：灾难的规模对感知成本影响不大。人们愿意花80美元拯救2000只海鸟，花78美元拯救20000只海鸟，花88美元拯救20万只海鸟。

这种现象常常被人们忽视。我们似乎不能有效地处理越来越多的数据：正如石油覆盖区的海鸟实验一样，现实生活中上百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而已，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这项研究给我们诸多启示。行为经济学已经证明：我们依靠偶获的灵感，直觉和猜测选择人生的道路。一旦这些灵感被庞大的数字所遮蔽，这便成了一个不能处理的巨大问题。因此，这充分表明巨大的数字有违人性。我们远离人，鸟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如今，几乎所有的公司和政府都在通过大数据了解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想一想：

Loran Nordgren和Mary-Hunter Morris McDonnell两位学者对海鸟实验稍作改变，他们探究的主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在论文中，他们用两个实验探讨了一个悖论：为什么作恶越多却被认为损害更少。

第一个实验中，他们把受试者分为两组，并告诉第一组受试者财务顾问欺骗了3个客户，告诉第二组受试者，财务顾问欺骗了30个客户，然后要求受试者决定该对财务顾问处以何种惩罚——1年到10年不等的监禁。第一组受试者认为财务顾问应该被囚禁4.8年，而第二组则认为财务顾问应该被囚禁3.8年，然而，对第二组受试者而言，财务顾问欺骗了30个客户，是第一组的10倍。

第二个实验更能说明问题。他们告诉受试者为了避免破产，一家食品公司明知食品致病，却依然将它投入市场。一组受试者被告知有2个人生病了，另一组受试者则被告知有20个人生病。

和第一实验一样，前一组受试者认为应处以5.8年的监禁，远远高于第二组的4.2年。同时，他们还引入了第三组——这一组受试者被告知有20个受害者，一位受害者的图片也出现在实验中，她是一名22岁的学生，名叫Sara.第三组受试者认为责任人应该被判处5.8年监禁。. Nordgren and McDonnell不明白为什么作恶更多的人反而没有遭到更严重的处罚。这和他们过去的结论一致。

第二个试验中，Sara的出现证明个体形象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庞大的数字。慈善机构非常善于利用这一点，他们深知要获得灾难援助和定期捐款，单个受害者的形象往往比事实和统计数据更具说服力。

但是，只是关注个体未免显得有点落伍。同情心也可以被看做是种虚情假意的一种表现，如果换做是在从前，说大话或是宣布什么重要的话题，甚至都不用考虑那些讨厌的事实。我们不相信那些诉诸感情的东西而相信事实依据。如今，我们绝大多数人，或者说数字时代的所有人已经越来越多的使用数据。

数字规模越大，人们同理心越来越弱，两者之间的差距影响深远，而且相比斯大林的格言和海鸟实验，其作用方式更微妙也更普遍。

数字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以这种方式获得政务服务，管理自己的金钱——甚至我们与朋友交流的方式也越来越依赖数字媒体——数字化监管意义重大。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个鸿沟无处不在。政府的非法侦探，智能电视窃取用户信息以改善语音指令，Facebook将用户动态告诉朋友，Uber玩弄用户数据导致公关危机，我们无力将数据库与一个个真实的人连接起来。大数据正在剥夺我们的人性，数据规模越大，我们越缺乏同理心。

Dan Hon是Code for America的内容总监，他经常就“同理心鸿沟”发表文章，他将此描述为组织机构和受众之间的距离，而且最糟糕的是组织机构经常忽略受众的感受。”

“感受”真的非常重要，它难以测量。组织机构总是想了解人们想知道什么，而且在这方面得心应手，但是却不知道人们的感受。

感受不能创造数据。虽然不能被量化，但是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精神对数据的产生和使用影响深远。现在，不管是否能够测量它。我们必须承认同理心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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